为了ins上的闲言碎语两位球星太太花300万英镑打了一场官司

2022年10月3日 0 Comments

经过8天的开庭,伦敦当地时间5月19日,备受看客关注的“瓦加莎·克里斯蒂案”结案了,高等法院的法官将在一个月内判决输赢。

“瓦加莎·克里斯蒂案”是一场诽谤官司,原告丽贝卡·瓦尔迪、被告柯琳·鲁尼都是足球明星的妻子,她们的丈夫分别是杰米·瓦尔迪、韦恩·鲁尼。“瓦加莎·克里斯蒂”(Wagatha Christie)的说法正是来自她们球星妻子的身份,另一层意思是,柯琳·鲁尼在这场官司中扮演了马普尔小姐的角色,那是阿加莎·克里斯蒂笔下的女侦探。

柯琳·鲁尼和丈夫韦恩·鲁尼在伦敦高等法院门口。她是“瓦加莎·克里斯蒂案”的被告

Wagatha中的WAG是Wives and Girlfriends(球星妻子和女友)的简称。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,英国足球不再是单纯的体育运动和比赛,已经成为娱乐业,明星球员肩负起娱乐大众的责任,他们也不听教练的了,倒是对经纪人和公关言听计从。

大众渴望洞悉这些年轻富翁所有私生活的细节,媒体则源源不断捕捉、输出球星的各种信息,以满足大众急剧膨胀的好奇心和窥私欲。球星身边的女人,包括妻子、未婚妻、女友、同居伴侣,也像她们的丈夫、男友那样成为公众注意的中心。1998年世界杯期间,英国的博彩公司开出赔率,赌巴西队和荷兰队比赛时罗纳尔多的模特女友苏珊娜·沃纳在电视镜头里可能会出现几次。赢的答案是:3次。——这样的赌注,大概只会出现在英国。

WAG一说出现在2006年。2006年德国世界杯,英格兰队的表现令人极为失望,但跟随丈夫出征的老婆女友团,在自诩为女王的维多利亚·贝克汉姆的带领下,白天买奢侈品,晚上喝酒作乐,狂欢了一个月。《每日邮报》的评论讽刺说:“她们涂着口红,穿得似乎是要去拉斯维加斯参加脱衣舞娘大会。”媒体造出一个词WAG来指代这个小群体,《麦克米伦词典》将其收入其中,指出这个词带有贬义,用于讽刺足球运动员的高薪所带来的豪奢生活方式。

从此,球星老婆团名扬天下:这个团是全球最著名的血拼购物团,队徽是钻石,大个的、折射着七色光的钻石,吊在她们的脖子、手腕上,戴在手指、脚趾上;团里成员都是派对动物,喜欢扎堆,热衷把皮肤“晒”黑,私下里刻苦练习怎么笑上镜时更漂亮,但别指望她们中某人有个大学学位。

小报更是赤裸裸地把足球和女人搞到一块。《太阳报》有个专栏“WAG的秘密”,《世界新闻报》(现已停刊)的编辑经常留一些版面,以刊登卧底随时提供的爆炸性新闻。记者常常付钱给年轻女孩,让她们讲述和球员的性关系,最好有活色生香的细节。有些女孩甚至在记者的授意下勾引球员。她们十分配合记者,因为蹭球星的流量上了小报,实在是名利双收的好事。

在柯琳·鲁尼看来,丽贝卡·瓦尔迪就是向小报出卖他人隐私、换取黑心钱和向上爬的资本的卑鄙WAG。

贝克汉姆退役后,鲁尼的妻子柯琳取代维多利亚,成为小报记者跟踪的头号球星老婆。2016年欧洲杯期间,柯琳和瓦尔迪的老婆丽贝卡成了“好朋友”。2019年初,柯琳发现,《太阳报》经常披露她的个人生活细节,而这些细节都来自她的Instagram私人账户。她怀疑是某位可以浏览她私人账户的熟人向小报泄密。为了找出奸细鼹鼠,柯琳决定挖一个陷阱,实施诱捕计划。

她在Ins上发一些虚假的信息,同时筛选出嫌疑对象,把内容设置成仅嫌疑对象可看,隔段时间便缩小嫌疑者的范围。她发假动态说,自己要重返电视台做节目,还有一条说她家地下室发水了,更劲爆的是,她悄悄去了墨西哥的一家“胎儿性别选择诊所”,好怀上一个女孩。果不其然,这些虚构的故事又出现在了小报上。柯琳用了5个月时间,逐一排除嫌疑对象,最后账户设置缩小到了只有丽贝卡一人才能浏览。

2019年10月,柯琳在Twitter上写道:“几年来,我信任的人追着看我的Ins私人账户,并且一直向《太阳报》通报我的私生活帖子和故事,并没有经过我的许可……我已经截屏保存了所有原始素材,这些证据确凿地表明只有一个人看过它们,那就是,丽贝卡·瓦尔迪的账户。”曾经出过书的柯琳,笔法充满悬念,这条推文引起轰动,被转发5万多次,获得近30万点赞。

丽贝卡立即遭受到网暴。当时,她正怀着第五个孩子,有7个月的身孕。“我被威胁该死,我的孩子该死,我未出生的孩子该死。”她对媒体说。她解释,经纪人、公关和广告公司的人都有她的Ins账户密码,这些人登录后也可能看到柯琳的帖子,比如她的经纪人卡罗琳·瓦特就可能是罪魁祸首。

两位球星富太互相指责、谩骂,都要为自己讨个说法。丽贝卡坚决否认是她泄了密,认为柯琳发起网暴,彻底毁了她的生活。2020年6月,丽贝卡一纸诉状将柯琳告上了法庭,告她诽谤。一出推理、法庭真人秀开始直播。

2020年11月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这起诽谤案,法官驳回了柯琳的举证,做出了有利于丽贝卡的裁决。

今年5月10~19日,英国高等法院再次开庭审理此案。真正上了法庭,受到对方律师“恐吓般的盘问”,丽贝卡才意识到,打这场所谓的名誉权官司是件多么愚蠢的事儿。她搭上了百万英镑,全部私生活被扒开,赤裸裸大白于天下,非但没能恢复自己的声誉,反倒把更多无关的人拖进了这摊浑水。8天的审理中,原告丽贝卡数次哭泣,导致休庭,有一天因为情绪失控,提前退庭。

每一天柯琳都打扮精干,背一个香奈儿小包,斗志昂扬走进法院。她手里拿一个豹纹笔记本,上面写着备忘录,在证人席上发言时,时不时看一眼笔记本。她认为,丽贝卡有“出名饥渴症”。她的法律团队暗示,丽贝卡野心勃勃想拥有与柯琳相同的名气,甚至超越柯琳。当她跻身太太团后,便认为把同伴们的八卦传给《太阳报》是讨好关键媒体的最佳手段,还能巩固她在老婆女友团中的地位。

丽贝卡出生于1982年,父亲是清洁工,11岁那年父母离婚,她跟妈妈生活。15岁她离家出走,过了几年居无定所的生活。她在酒吧当女招待,18岁跑到墨西哥和一个电工结了婚,因为和流行歌手彼得·安德烈发生了婚外恋,只好离婚。不久她带着8个月身孕嫁给一个度假公司的老板,新郎不是肚里孩子的父亲,这段婚姻只持续了10个月便宣告离异。之后她和一位低级联赛俱乐部的球员同居了几年,生有一个儿子。他们于2013年友好分手,一个原因是男方事业开始走下坡路,不能再给予女方奢华的生活。

2014年,在夜店工作的丽贝卡接了一单活,为英超球星杰米·瓦尔迪策划27岁生日派对。3个月后丽贝卡怀上了瓦尔迪的孩子,同年年底,他们的女儿出生。2016年,瓦尔迪随英格兰国家队征战法国欧洲杯之前一个月,他们举行了婚礼。此时,瓦尔迪已有了超级巨星的地位,婚礼的嘉宾名单上明星云集,《Hello!》杂志全程报道婚礼,奉承这对新婚夫妇是“新辣妹、新小贝”。

一个月后,在巴黎欧洲杯赛场的观众席上,丽贝卡引出了一场座位风波。庭审时,英格兰足球总会负责球员家属事务的家庭联络官哈珀丽特·罗伯逊提交给法庭的书面证明说,当时给丽贝卡和她保镖安排的座位在柯琳前面三排,但她坚持要坐在柯琳后一排。擅自换座位会引发“安全问题”,丽贝卡与罗伯逊发生了争执,罗伯逊说“我都要哭了”。紧挨着柯琳坐,很容易被记者拍进镜头,罗伯逊在证明中补充道:“我记得丽贝卡一直在玩手机,不停地,对比赛本身没什么兴趣。”

这件事,鲁尼出庭作证称,当时的英格兰队主教练霍奇森曾要求身为队长的他与瓦尔迪谈谈,让他的妻子不要干扰球队比赛。不过,瓦尔迪在庭外否认有过这样的对线年俄罗斯世界杯期间,丽贝卡又做了件激怒WAG同伴的事。她与公关公司策划好,邀请太太团里的年轻老婆、女友举办私人宴会,再安排摄影师。尽管她丈夫每周收入15万英镑,但她还是把照片卖给了《太阳报》,于2019年3月见报。这事儿引发了众怒。未被邀请的年长妻子报之以白眼,被拍的妻子和她们的丈夫直接向英足总抗议,不希望自己的私生活被散布到媒体,引起公众注意。联络官罗伯逊作证说,丽贝卡与公关公司签了合同,保证要拍出若干张公关角度的照片。法庭上,丽贝卡辩称自己当时喝醉了,忘了细节,一会儿又把事情推给经纪人瓦特。

顶着流言蜚语,在2016~2018年两年间,丽贝卡追上柯琳,站到了社交舞台的中心。她成了真人秀明星。品牌专家称她“天生适合”从柯琳手中接过“WAG女王”的桂冠。她接受时尚媒体专访,口无遮拦承认有“WAG大胸和肉毒素注射强迫症”。

柯琳请的律师大卫·舍伯恩(David Sherborne)不是等闲之辈,他是专为名人处理诽谤、名誉、隐私案件的资深媒体律师,客户有戴安娜王妃、梅根、约翰尼·德普、休·格兰特、贝·布托、布莱尔、泰森,曾代表迈克尔·道格拉斯和凯瑟琳·泽塔-琼斯成功起诉《Hello!》杂志,这起侵犯隐私案在英格兰法律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。

舍伯恩要证明丽贝卡习惯泄露WAG核心圈子的八卦,于是挖出她过往20年来的大事小情,一次又一次加以盘问,紧追不放。舍伯恩拿出2004年《世界新闻报》上的一篇文章,逼问她与流行歌手彼得·安德烈的婚外情细节。

舍伯恩拔出萝卜带出泥,丽贝卡的公众形象越来越“卑鄙”。她竟然向小报出售了那么多圈子里的绯闻八卦:她丈夫的队友酒后驾车被捕;英超球员“X先生”有一个私生子;一位球员在飞往拉斯维加斯的航班上约空姐去他的酒店房间,当他脱下衣服露出文在身上的结婚誓言,空姐转身就走……她被问到是不是曾经称呼柯琳是“臭”,她回答,说的不是柯琳,而是丹妮尔·洛伊德。洛伊德是前英格兰小姐,为《花花公子》拍过裸照,被冠以“足坛交际花”之名,6任男友和前夫杰米·奥哈拉都是球星。

舍伯恩无情打击丽贝卡,扭转了局面,使柯琳处于有利地位。但同样,柯琳生活中的阴暗面也被撕开。法官问鲁尼有没有在Ins上看到过他妻子编的“假故事”。他回答,很多事儿今天他第一次听说。柯琳不得不在法庭上坦白,

这起诽谤案的原告和被告向法庭提交了数量空前的聊天信息、社交平台截图、和别人为她们拍的照片。仅看这些证据,不由感慨,

按法律界传统的职业要求,法官和大律师们(Queen’s Counsel,QC)不会在公开场合发表对社会问题、案件的看法和观点,以保证公正客观的立场,这一职业素养延续到社交媒体时代,他们很少在社交平台上发言,因此对社交工具不熟悉。“瓦加莎·克里斯蒂案”的庭审戏,最常见的法庭场面是,两位女性当事人疲惫又尽力地向一脸困惑的律师、法官解释如何操作Ins,那些缩写、表情符号代表什么意思,帖子和新闻报道的区别在哪儿,某个应用程序怎么使用,因为这个小程序的功能直接关系到照片和视频能不能保存下来——给人的感觉是,

律师舍伯恩在某一天的庭审中绝望地哀号:“整个法庭都在想:到底为什么,我们会在这里?”舍伯恩号称“法庭戏精”,他盘问原告时也着实令人厌恶,但他的呼号不乏真诚。

当事人是两个有钱人,仅仅因为有钱就可以为社交媒体上的鸡毛蒜皮——谁关注了谁,别人取关了你是否会感到被冒犯,谁对谁说了什么,他为什么这么说,丽贝卡给柯琳留言是打探消息还是真心支持她,柯琳凭什么认为丽贝卡有成名的野心,即便丽贝卡想出人头地又如何——斥300万英镑巨资,动用英国最顶尖的法律精英和资源?

这个案件只能说现如今人们越来越自恋,过分看重自己的情绪、感受,受到一丁点儿委屈或冒犯就必须让别人知道,可见英国进化成空虚、过度分享、充斥着“我、我、我”的社会。

“我、我、我”的自恋感受立即有了注脚:按英格兰的法律规定,庭审现场不得拍照录像,只能由艺术家绘制素描。庭审素描见报后,在社交媒体上受到恶评和冷嘲,社交媒体的用户们认为,素描里的名人肖像不如经过了Ins滤镜的照片讨喜。

如果一定要给“瓦加莎·克里斯蒂案”找出某个意义,可以说它让“诽谤”在Ins时代变得容易量化了。

诽谤案审判的结果关乎名誉,而名誉历来是一个很难量化的概念;在Ins上,名誉却可以通过点赞数和评论来衡量。社交媒体时代,人人都是输出内容和信息的自媒体,一段视频、一篇文字无须经过编辑流程就可以直接传上网,被数百万人看到。社交媒体改变了人们的沟通方式,但这种沟通方式反过来又可能造成诽谤的指控,这种情况下,法律体系将受到何等考验,又该如何应对?

无论“瓦加莎·克里斯蒂案”的判决结果如何,原告被告在很多方面都已经输了。唯有真金白银落袋的律师是赢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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